我生命中的老师

我没有读过幼儿园。即使上过幼儿园,我相信,许多人对于当时的亲切的阿姨们的记忆也早已陷入了迷茫或空白。

小学的记忆也杳然不可追寻。我只粗略记得被老师打过手心,还有我那胆战心惊的样子;还记得会场上站了许久的我轰然倒下,一个陌生的老师帮我推拿,我顿时觉得世界多么美好;更记得受到夸赞时老师放在我脑袋瓜子上的那温暖的手掌,刹那间,我飞上了天空……

唯一记得的老师姓黄名秋虹,是隔壁村的。教我们的那一年,她刚毕业。当时,我三年级。她出现了,很清秀,留着不短的长发,我总想天天见到她,所以总盼望着周一的到来。她口吃清晰甚至流利,那是我平生听过的最标准的普通话了。在那个以讲本地方言为荣的岁月里,她的言语表达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无声无息却沁入心田的一课。彼时彼刻,只有外地人才会说起那让人听不懂的普通话。

有一次,黄老师病了,母亲带着我去看望她。她躺在床上,头发梳得很整齐。看到我们来了,笑容满面地招呼我们坐。我记得她没有一丝的病容,是装出来的吧?抑或不是。那一天,与黄老师讲了哪些话我怎么紧张我们什么时候离开的等等,都已被我放置在无垠的虚空里。唯一记得的就是,她那笑容背后的坚强。往日里不吃药怕打针的我被电流击中了一般,一下子深沉了好几日,不言不语,母亲无解,我亦无解。

后来,我才恍然大悟。怎么了呢?我变得坚强了吧?总之,在年仅10岁的我心中,勇气的分量开始慢慢地有了膨胀的势头。就在一年前的某一天里,听到母亲提及黄老师家庭的不和睦,我心里很不好受。不好受又能如何呢?惟有在每时每刻给她送去默默的祝福!

每当听到陈奕迅那首《你的背包》时,我就想起了我的初中岁月。那里有我的1995年。不过,当时没有陈奕迅可以听,流行的是林志颖和刘德华,以及王志文的《想说爱你不容易》。

我是中学生了,那一年的元旦晚会我也参加了。东桥中学正值创办的第一年,初一年也就代表着全校,正因如此,少了竞争的难关,我们报名了也就顺利入选了。没有礼堂,就把舞台设在了食堂。白天的食堂里满是四四方方的高大桌子,晚上就都被堆在了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更大的空间被暴露在灯光之下迎接我们这队舞者的尽情施展。林志颖那首《今年夏天》被我们演绎得淋漓尽致,我穿着母亲花费一百多块给我置的服装赢得了台下如雷鸣般的掌声。也可以说,我们把夏天的温暖带给了置身于冬日的同学们和老师们。那身行头我至今清晰记得,一条深色的牛仔裤外加一件至少看来挺上档次的皮衣。晚会的第一个高潮由我们引领,第二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高潮则由张其峰老师独自带来。掌声过后,张老师的歌声把我们所有的同学带进了沉思与聆听之中。“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那需要太多的勇气……”歌词犹萦绕在耳,歌唱如在昨日。我穿越时空,还是13岁的我。悲情,苦楚,伤感,都从他的口中得到释放,爱之不可,不爱不舍。未涉爱情的我们瞬间长大,站在了痛楚的边缘,给他送去了同情的目光。这就是张老师。

幽默满怀的张老师,夸夸其谈的张老师,严厉异常的张老师,深情倾注的张老师。他的宿舍是我常去之地,总能带回一脸的笑容和满满的畅快。不仅如此,我和他都有打乒乓球的喜好,一道切磋也是必然之事。直到初三毕业的时候,他的旋转球我还是十接九歪,那球简直与我的球拍有深仇大恨一般。好胜的我总是无法释怀。不知什么原因,我看我们班一个女生十分不爽,写了张纸条给她。大骂其种种“不端”之举,甚至用上了“醉生梦死”“贪图享乐”这般词汇。不出意外,女同学哭着告到了张老师那,并且把书面证据“呈堂证供”。不出意外,“犯事”了。学校刚办学不久,老师们的宿舍就在教室的楼上。我敢保证的是我那天的哭声肯定让楼下的同班同学给听见了。那天的老师宿舍里,进进出出许多人,我却一个都不认识,我的眼睛一直是模糊的,抽泣声此起彼伏。打那次以后,张老师在我眼里,既幽默又严厉。

而今看来,那个女生也只不过是走路的时候喜欢哼哼小曲成天地喜欢笑罢了。莫名地,当时就是看不惯,且随着大伙起哄她讪笑她。年少不免轻狂,诸位有谁未尝有过这样的曾经?当时的张老师还是单身一人,从没听任何人提起过他有女朋友。当然了,这“任何人”也只是局限在同学之间而已。后来,有个伙伴叫来了“号外”——张老师的女朋友从县城来看他了。据说,“长得非常好看,非常的白”。我们闻讯冲到楼上,偷偷摸摸地巡到了张老师宿舍的窗户下,偷偷摸摸地朝里一看,只见张老师坐在椅子上正说话,那“女朋友”一直笑着,如春天里一朵盛开的花。这个比喻句是我当年内心激动的感慨,真替张老师感到高兴。笑容最能暗示一个人的性情。择得佳偶,是人生一桩幸运幸福之事。

话说回来。弹指一挥间,十四年已过。张老师调到了惠安四中任教,他的家还是我每年必去拜访的。如今,听他谈天说地,似乎不如当年豪爽,但是那份坦然仍如往昔。每次到他家,师娘还是像从前那样笑容常驻。

十四年的光阴里,他们仿佛都没变,丰富的只是阅历,不变的是纯真。

蒙田说,人生最需要担待的一件事即在于自己如何看待自己。偏偏地,命运永远是个悖论,人要看清自己恰恰是最难的。我变了吗?肯定的!我没变吗?肯定的!六年而已,黄祖芳老师已在另一个世界里待了六年了。六年在人类漫长的岁月里短暂地几乎不值一提,而在我的生命里却一直充满了惦念。

黄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已经六十好几了,那是1999年末的事情。从进门那一刻起,他的笑容就充满了整个空间;前后的四十五分钟里,他就没有一点严厉的神色。数学课是我的老大难,直到黄老师的出现,我才鼓起了学习的勇气。每个在我看来如同爬雪山过草地般艰难的题目在黄老师的粉笔底下被解剖得丝丝清晰缕缕明白,正如《庄子》里解牛的庖丁一般,拥有让人信服的技艺且不露声色。解完之后,黄老师总春风和煦地说:“是不是这样啊?”毋庸质疑地,全班同学异口同声地说:“是!”大家如享受了甘露,刹那间恍然大悟。

黄老师的脚有点瘸,走路总是缓慢,如同他的粉笔在黑板上游走一般,一丝不苟,慢条斯理。有一段时间里,黄老师还拄着根拐杖来给我们上课。因为是退休之后答应校长(也是黄老师以前的学生)来的,他在学校没有固定的宿舍。每次上课都得风尘仆仆地从县城赶来,上完课再赶回去。尽管在黄老师的教导之下,我扫除了对于数学的丧气心理,可,毕竟基础薄弱,总有下课后还弄不明白的节骨眼。所以,一贯地,在黄老师缓缓地走在走廊上的时候,我就跑着追了上去,问个不止。一贯地,在黄老师的分析之后,我总是如逢大赦般地得到了解题的思路。说完之后,我又看着黄老师慢慢地消失在人群中。

黄老师的板书出奇地好看。从开始到中间到最后,黄老师的字好象从一个模子里印出来,字体一样的大小,字形一样的娟秀工整,即使写到没有空间的黑板最边缘的角落里,他是一如往常地对待,直到把字写好才停手。在我眼里,黄老师是一个严谨细致的画家谱写着流淌不已的知识画卷,他认真地对待每一勾密一捺,直到尽善尽美。这无声的教育被我看在了眼里,记到在了心里,直到现在,还有未来。这个画面不时地出现,特别是在我讲课的时候,我的笔以及我的心是不是有一丝的不耐烦呢?有,我就惭愧不已,尽力改正;没有,我就庆幸不已,继续努力。

其实,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没再见过黄老师。大二时,一个模糊的场合,我想起了黄老师。在新年即将到来的日子里,我从泉州给他寄去了张贺卡。那次放假后,我接到了黄老师打来的电话,还是那个慈祥的温暖的声音。黄老师让我有时间的话到惠安去看他,并且说很感谢我给予他的新年祝福。从回忆中突围出来,我猛敲着自己的脑壳,我怎么会没有时间呢?正是放假时,我赋闲在家。从东桥到惠安也不过半个小时的车程。我是如此的无知又如此的世故,竟然把黄老师的话当作人们之间随口的一说以及客气的邀约。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遗憾。在那个电话以后的第二年吧,我辗转听到黄老师因心肌梗塞去世的消息,真如晴天的霹雳。这其间,我怎么连一个电话都没打给老师呢?一个电话一次见面,成了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呜呼,吾师已逝……

如今,我也成了讲台上的一员,也成了学生口中的“老师”。袁宏说:“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我何其幸运,一遭就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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